一名武汉警察来到新泽西州，执行秘密侦察任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动了。
在高速公路上，胡骥看着郊区的景色掠过车窗。他40岁出头，身高约1.85米，看起来潇洒自信。从斐济、法国到墨西哥，他办的案子在中国国内屡屡成为头条。而在美国，他工作的危险性要高一些；他的行动在这实际上是非法的，但他知道该怎么办。在办旅游签证时，他已申明自己是中国警察，美国也没找他的麻烦。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隐隐于市。
胡骥的司机下了高速，来到一片绿树成荫的社区，这是美国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双车道的两边尽是大豪宅。新招来的司机是一名中国移民，不到30岁，长着一张娃娃脸。他住在纽约皇后区，自称强尼（Johnny）。强尼有个叔叔住在休斯顿，曾是胡骥“猎狐”团队的目标。这位叔叔曾在中国一个省级航空机构担任总会计师。两个月前，胡骥的团队“说服”他回到中国受审。说到底，胡骥给强尼及其家人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条件：如果你想帮助你的家庭，就来帮我们毁掉别人的家庭吧。
于是，在2016年9月，强尼被迫成了一名间谍临时工。他为这次行动提前做了监视工作。强尼停下车，指出了地点。胡骥警官则仔细打量着大草坪、砖路两旁的树木和灌木丛后面的二层小楼。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带我来过这里，胡骥说。
锁定新目标后，胡骥开始指挥手下行动。团队已至少招募了19名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人员，有雇来出力的人，有私人侦探（包括一名前纽约警察局的警司），还有能轻松出入美国机场的便衣遣返专家。趁毫无防备的居民们熟睡之际，胡的团队开始盯梢。为了便于传递资金、交换情报、威胁目标，他们给自己编了化名、伪装了背景。都布置好以后，他们把目标人物年老体弱的父亲从中国带到新泽西作为诱饵——这种高风险的赌局被称为“情感炸弹”。
但这次，他们引火烧身了。去年10月，胡骥又上了头条，这次是在美国——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指控他和另外七人共谋为中国充当非法特工；其中六个人还被控从事跨州跟踪活动，包括那名曾经的纽约警察在内。
“猎狐行动”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一个支柱。纽约这项为期三年的调查首次揭示了这个神秘的海外追逃项目是如何运作的。
调查也发现了一些令人更为不安的现实：它显示出中国如何蔑视其他国家的法律和边界，在全球公然侵害中国人，并且不受惩罚；它还显示出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和美国的特工人员是如何在美国的领土上打隐蔽战的。
2014年，猎狐行动启动。至今，猎狐行动和另一个名叫“天网行动”的项目声称已经抓获8000多名海外逃犯。这些目标人物并非杀人犯或毒枭，而是中国的公职人员和商人，他们被指控经济犯罪（无论这些指控是否正当）。其中有些人在国外过着奢华的生活，坐拥大豪宅和巨额海外账户。但也有一些人是持不同政见者、吹哨人，或是卷入地方纷争的、相对无足轻重的人物。
2015年，中国公布了涉嫌经济犯罪的百名外逃人员通缉名单，这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反腐行动的一部分。名单上的人是“猎狐行动”和另一个相关项目“天网行动”的目标。2014年开启的猎狐行动是一个全球追逃项目。这是刊登在中共英文媒体《中国日报》上的图片。
2019年，纽约一位移民法官批准了一名前北京社保部门职员的政治庇护申请。这位年轻的职员被列入猎狐行动的通缉名单，但他在美国法庭上辩称，在自己谴责上级的腐败行为后，被上级诬陷贪污了约10万美元。尽管法院已作出裁决，但中国政府人员继续骚扰他，因此他仍受到联邦保护。
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John Demers）表示，中国在美追捕侨民，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违反了美国法律，并且侵犯了两国的人权。德默斯曾担任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负责人，上个月离任（对于纽约的起诉，他谢绝置评）。
“如果腐败所得通过（美国）洗钱的话，无论这些钱来自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我们都会调查，如果有能力也会提起诉讼，”德默斯说，“但这其中有些人并没有做过他们被指控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了解，中国政府在国内更广泛地利用反腐达到政治目的。”
德默斯说，全球猎狐行动反映出“中国政府的专制性质，并且利用政府权力来实现一致性、压制不同声音。”
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部分原因是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的司法体系存在问题。但美国当局曾试图与中方合作将逃犯绳之以法。有些在美国非法居留的人已被遣返。中国也曾提供证据帮助美国当局对在美犯罪的合法移民定罪（比如洗钱）。
然而，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说法，在过去的七年里，中国的追逃人员对数百人进行跟踪，包括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负责遣返工作的便衣小组用欺诈手段入境美国，招募美国同伙，持续骚扰他们的目标。为了逼迫目标人物回国，中国当局在国内对其家人进行骚扰、关押、折磨以及其他虐待，有时还会录下类似人质视频的东西发到美国。在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国，中方人员曾直接把目标绑架走，无论这些目标人物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贪腐嫌疑人。但在美国难以进行这种绑架行动，猎狐小组的任务主要依靠胁迫来完成。
“他们施加压力，运用筹码，威胁家人，还会利用代理人，”联邦调查局（FBI）副助理局长布拉德利·贝纳维德斯（Bradley Benavides）这样说，贝纳维德斯是FBI反间谍部门的中国部负责人。“显然，他们很擅长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专家表示，猎狐行动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没有人能逃得出北京的手掌心。随着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史上最庞大的警察国家，它也在把压迫输出到国外。非营利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开展“全世界最复杂、范围最广、最全面的跨国镇压活动”。在西方忙于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的同时，中国的间谍已经招兵买马，布满散居海外的社群之中。
“这是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人权律师、芝加哥大学访学教授滕彪说，“几乎所有的海外华人都至少有一位家人生活在中国大陆。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家人会成为目标，会遇到麻烦。我们不得不担心生活在中国的家人的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
跨国镇压只是大范围攻势中的战线之一。4月，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FBI正在进行2000多个和中国有关的调查，其中仅经济间谍案件就增加了1300%之多。雷表示，FBI每十个小时就会开启一项针对中国的新调查。
司法部用来打击间谍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已经导致一些人受到检控，包括几名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一名在美国出生的教授、中国军官，还有视讯软件Zoom的一名高管，这名高管被控破坏了一场针对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线上纪念活动。
“我们已看到中国政府各类恶性行为都有加速的迹象，”德默斯表示，“我认为，从一些行为的自信程度甚至是大胆程度来说，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除了追踪那些被控经济犯罪的人员之外，中国安全部门还到世界各地追捕那些当局的眼中钉，包括藏人、港人、法轮功信徒，还有维吾尔人（这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可能也是上述人群中最受关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指控中国在新疆地区针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
中国领导人为海外追逃进行辩护。他们表示，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成了逃犯的天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驳斥道，纽约的指控是在“抹黑”。
“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发言人汪文斌说，“有关行动无可非议。美方无视基本事实，别有用心对中方追逃追赃工作进行污蔑抹黑。”（中国大使馆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新泽西的案子是针对猎狐行动的第一起诉讼，ProPublica对这起案子和中国在美国的其他秘密行动进行了研究，结果与中国官方的声明相矛盾。多年来，中国的秘密遣返小组在各种典型的美国社区中追踪他们的目标，从安静的住宅区、郊区的连锁餐馆到移民商业区都有他们的足迹。胡骥的行踪揭示了行动的野心。他仅仅是来自武汉的一个小组中的一名警官，还有来自其他省份和北京的工作组活跃在美国境内。
为了重溯胡骥以及其他猎狐行动的轨迹，ProPublica采访了FBI和司法部的领导人、对中国案件有专长的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官员、以及持不同政见的华人以及侨民。ProPublica还审阅了联邦刑事诉状和其他法庭文件；政府、学术机构和人权组织的报告；还有社交媒体和新闻资料。
除了新泽西案外，报道发现武汉猎狐人员利用了移民社群的恐惧和沉默，在几年的时间里在美国全境行动，常常是在美国执法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你必须了解中国的情报部门，”一名曾担任过反间谍官员的亚裔美国人说，“在潜逃人员可能藏身和工作的地点，他们会利用任何与这些社区有联系的人。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安全机构。”
2016年夏天，强尼收到了来自武汉的噩耗。
中国警方用某些手段将他的叔叔（就是那位前任会计师）从休斯顿带回了武汉。媒体刊发了照片，庆祝这次秘密追捕行动的胜利。在照片中，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站在机场跑道上，他戴着眼镜，神情忧伤，两边站着穿制服的警察。
强尼的亲戚对他说：把你叔叔抓回来的警察叫胡骥，他会就另一个案子联系你，你照他说的做。
强尼本名叫朱峰，他曾在关岛学习，后来搬到纽约法拉盛，这里是美国最大的华人移民聚居区之一。他有些亲戚已经成为美国永久居民，他们热爱这个新家园。根据法庭文件和公开信息，强尼的哥哥在美国军队服过役，后来先后为社保局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工作过（海关发言人表示，因FBI正在调查此事而拒绝置评）。
今年34岁的强尼看起来是猎狐行动的可塑之才。他做过各种工作：当过导游，卖过二手车。在社交媒体上，他戴着洋基队的帽子，娃娃脸上挂着笑容，自称“Endless Johnny”（无尽的强尼）。
检察官说，如今强尼为这种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胡骥在武汉把任务布置了下去。新目标是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他2010年和妻子刘芳一同赴美，刘芳曾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中国检方指控他们收受巨额贿赂，最高可面临死刑。
这对夫妻今年均为56岁，他们通过投资移民项目获得绿卡，这一项目允许在美投资50万美元以上的外国人获得居留权。有一名加州的顾问帮助他们提交了申请，这位顾问后来承认犯下移民欺诈；这个欺诈案的调查人员称，刘芳的居留申请中包含虚假信息。但目前这对夫妻仍是合法居民（两人谢绝了采访）。
2015年，中国政府把徐进和刘芳列入了猎狐行动百名通缉犯名单。中方表示，曾就这对夫妇三次正式向美方提出帮助请求，并提出了涉嫌洗钱和移民犯罪的证据，这些罪名可以在美国起诉。关于中国的说法，美国司法部的一名发言人拒绝置评。
与此同时，胡骥的团队逐步开启了胁迫和骚扰行动。法庭文件指，他们在武汉关押了徐进的姐姐（或妹妹），以迫使他回国。他们还发现这对夫妇有亲戚住在新泽西郊区的高档社区肖特希尔斯。胡骥的团队怀疑，徐进夫妇提供了非法资金，购买了亲戚住的这套价值130万美元的房子，并怀疑徐进夫妇就住在附近。这栋房子就是他们最好的线索。
胡骥让强尼监视这栋房子，并拍摄照片。
这位来自武汉的警察代表着猎狐行动的两副面孔：在中国，是打击犯罪的勇猛斗士；在美国，是遁形无踪的犯罪分子。
武汉是中国第九大城市。今年46岁的胡骥在武汉警方的外事部门供职多年，基本相当于达拉斯的一名中级警探。但自从加入猎狐行动以来，他的事业突飞猛进。2016年初，武汉的媒体对他赞扬有加，报道说他人高马大，去过29个国家，逮捕过8名逃犯。在刊出的一张照片中，胡骥穿着绿色西装站在位于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总部大楼外，气宇轩昂。
他对《湖北日报》表示：“国外不是法外，跨境亮剑，虽远必惩。”
北京领导着这场讨伐行动，但许多进行跨境追捕的工作组来自各省。中国驻海外的大使馆和领事馆对他们提供帮助，同时也能够概不认账。如果胡骥这样的猎狐人员获得成功，他们自己的事业会得到发展，同时有助于传播习近平的信息，即没有哪里是安全的避难所；而如果他们失败了，中央政府也不会受到影响。
2016年9月，胡骥飞往纽约，他和强尼会面并开启了行动。强尼开车载他去了新泽西，查看肖特希尔斯的那栋房子，以及其他地点。很快，胡骥又迫使强尼的父亲朱勇（英文名叫Jason Zhu）加入了行动。朱勇今年64岁，离了婚，身患糖尿病和高血压。他没有稳定的工作，他的家在康涅狄格州，大儿子住在纽约皇后区；他两边往返，也常回中国。检方指称，他也成了一名秘密特工（朱勇的律师和家人拒绝置评）。
征用目标人物的家人的策略无情而有效。它能保证忠诚和服从，也是一种谍报技术，能够利用当地的中间人来掩护中国警员。工作组的组织方式往往是各自为政，下面的人并不认识其他成员，也并不了解全部的细节。
在胡骥的指挥下，这些新晋间谍开始建立网络。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当地的私人侦探，最好当过警察，有人脉和技巧来进行追踪。
而朱氏父子选中的人乍一看并不像是那种会参与外国间谍活动的人，他叫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今年53岁，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家里有不少人都当过警察和消防员。麦克马洪在纽约警察局工作过14年的时间，缉过毒，也参与过精锐的反街头犯罪小组，并被提拔为调查警司。他曾在纽约布朗克斯的一场枪战中立功，因此获得战斗十字勋章，这是纽约警察局第二高的荣誉。在9.11袭击后，他在世贸中心灾难现场工作并因此患病。2003年，麦克马洪退休，领取部分残疾补助。他的太太是一名演员，曾长期在日间肥皂剧《地球照转》当中扮演一个角色。
麦克马洪的律师劳伦斯·拉斯伯格（Lawrence Lustberg）表示，猎狐行动小组为了联系麦克马洪而找到了一名女子，她自称是纽约一家翻译公司的雇员。这名女子对麦克马洪说，她是通过谷歌搜索找到他的，并把他介绍给了朱氏父子。她说朱氏父子是一家中国私营公司的代表，有一名前雇员偷了钱，他们希望收回这笔资产。
10月底，胡骥第二次来美。在距离纽约市约20公里的新泽西郊区帕拉莫斯，胡骥和麦克马洪在一家连锁餐厅Panera Bread会面。麦克马洪的律师表示，在这次会面和其他几次联络中，胡骥使用的都是埃里克·严（Eric Yan，音）这个名字，说自己是公司的高管。在与麦克马洪的几次会面中，朱氏父子也在场，并参与了付款。
拉斯伯格称，强尼说这家中国公司是做建筑的，他自称是老板的侄子。
拉斯伯格说，麦克马洪“以为自己见的是公司职员”，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会面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他们从来没有提过中国政府或任何中国执法部门的人员。他们说的是资产回收，表现得也像是急于追回财产的公司雇员。”
但检方后来表示，麦克马洪并非无辜的棋子。
麦克马洪搜集了目标人物的房产、银行账户和旅行信息。他还带来另外两个侦探，帮助监视新泽西的那栋房子，甚至还告知了当地警方他们在做监视，以避免惹麻烦。但这个团队并没能找到徐进夫妇的住处。
11月12日，胡骥用埃里克·严这个化名给麦克马洪发了邮件，说他已经“把我们发现的一切”都报告给了中国的上级。
12月，胡骥再次到访纽约，这一次他把老板也带来了。美国当局仅用“中国官员1号”这个称呼来指代胡骥的上司，他是武汉检方反贪局负责人，也是武汉猎狐行动工作组的领导者，工作组包括检察官和共产党反贪部门的调查员。胡骥和他的上司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轻松出入美国，执行非法任务。这次他们的司机还是强尼。
此行几天后，胡骥要强尼到武汉去开会。胡骥对他说，下一次他们不希望再从美国空手而归。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进行跨国镇压活动的国家。
沙特间谍曾秘密从美国遣返沙特大学生，指控这些学生发表了政治异议或参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9.11袭击后，美国的引渡项目在全球抓捕了几十名恐怖主义嫌疑人，并触发了反弹。2009年，意大利法院判处23名美国人有罪，其中大部分是CIA人员，他们在米兰的大街上抓捕了一名极端主义神职人员，将他飞往埃及老家，在那里他受到酷刑审讯。本月，联邦检察官指控伊朗情报官员策划引渡一名伊朗裔美籍记者。检方称，伊朗的计划很大胆，包括在纽约绑架这名记者，用船将她送到委内瑞拉，再从那飞往伊朗。
但中国法律要求公民协助中国强大的情报机构，这种思想也延伸到海外。在散居海外的社群中，系统性的间谍活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2008年奥运圣火在旧金山传递期间，FBI特工发现中国间谍用对讲机指挥一队又一队听话的学生去破坏支持西藏的抗议活动。这些学生约有7000人，是用大巴从全美各地接来的。近来FBI还发现有外观和装置像中国警车一样的汽车在加州移民社区里巡航，并对此进行了调查。前司法部官员德默斯说，这些不寻常的巡逻队是中国政府发出的信号，即移民应该听从北京的政权，谨言慎行。
“有许多组织都替中国政府工作，”法律学者滕彪说，“在多数情况下，学生和邻里协会实际上都是受到控制的。外国政府和高校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迫切的问题。他们没能深刻理解中国政府如何利用这些社团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西方政府和高校的应对是远远不够的。”
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就开始打击腐败。人们对精英阶层在经济中巧取豪夺、为自己谋利感到不满，习近平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许多精英都把孩子送到国外上学，在海外购置豪宅，为自己留好了后路。习近平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带着可疑之财去往海外的公职人员和商人，这些人去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
“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厉害之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 ）说，“只要你手握一些权力，就很难说从来没有过腐败行为。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猎狐行动的目标。”
（反腐宣传中的）道德说教凸显出一些恶劣的细节，例如据报道，江西省的一名前财政官员曾在澳门赌场输掉了440万美元，后遭到新加坡驱逐。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报，红色通报是一个国家发出的针对世界各地侨民的逮捕和引渡申请。
在2014年猎狐行动开始后，美国当局觉察到一些追逃人员非法入境，威胁在美国的目标人物，到这些人家里去，还试图争取当地警方和检方的帮助，特别是华裔美国人的帮助。2015年8月，中国领导人访美前夕，华盛顿警告北京克制猎狐行动。而就在习近平到访期间，FBI特工仍然在与被部署在美国各地恐吓异议人士的中国间谍博弈。
习近平访美之后几个星期，北京似乎对一名在西雅图抗议活动中批评习当局的异议人士实施了报复，以操纵投标的罪名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报。后来美国法院给予这名异议人士政治庇护，国际刑警组织也撤销了通报。
奥巴马当局和中国就猎狐行动谈判了几年的时间。在一次会晤中，双方在一个例行公事的轻松环节交换礼物，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送给中方一只狐狸毛绒玩具。美国检方起诉了一些在逃人员，也遣返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因从中国银行贪污4.85亿美元而在联邦监狱服过刑的罪犯。
有大约3.9万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正在美国的控制下，他们是北京的谈判筹码。关于如何处置这些人，双方有所争执。此前由于中国拒绝接收，这些人在走完驱逐程序多年后仍然滞留在美。现在中国外交官提出，如果美国愿意把猎狐行动的目标加入遣返名单，中国也会做出让步。而美国希望中国先接受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同时，许多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物在美国都有合法身份，不能简简单单送回中国。
“我们提出了反对，”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我们说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没经过正当程序的。如果你有理有据，你必须先提出来。”
到了2016年，联邦特工发现中国利用会谈作为掩护，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秘密行动，这让他们火冒三丈。三名前美国官员对ProPublica表示，在前来华盛顿讨论猎狐行动的代表团之中，有中国警察悄悄离队，去向猎狐行动的目标人物施压。
前高级官员说：“他们利用代表团的机会派警察去威胁那些人，要么利用他们的财产，要么利用他们的家人。”
大多数滞留在美的被驱逐者直到今天仍然走不了。同时，并非所有猎狐行动的目标都腰缠万贯。
猎狐行动百人名单中最年轻的人名叫刘勖，他曾是一名职员；在被指控的人当中，他的犯罪数额是最小的。2013年，他逃到休斯顿郊区的舒格兰，当时他29岁。刘勖对美国移民法官表示，他是一名吹哨人。据他纽约的律师李进进（英文名Jim Li）说，刘勖在一个社保管理中心担任合同工期间，发现上司伪造了援助对象，并把补助款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李进进说，刘勖的上级很快就诬陷他偷窃，金额约为10万美元。
“他被指控的罪名不是一个下级官员能做到的，”李进进说，“检方是在保护大鱼。”
2019年美国法院批准了刘勖的政治庇护申请。李进进说，刘勖受到骚扰，他和他家的照片和住址都被公布在华文媒体上；刘勖搬了家，目前仍受到联邦保护。
李进进今年65岁，性格坚韧，曾在武汉当过警察。在北京读博期间，他参与了天安门游行，并因此入狱。李律师说，猎狐行动的起源往往是地方性的博弈，目标都是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人物。
“这些是地方政治斗争的产物，”李进进说，“他们把这些人当作逃犯追捕，是因为中央政府设立了目标，而地方政府为了政治目的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2017年春天，一切准备就绪。
胡骥留在武汉运筹帷幄，他派了一个人来收尾：这位专家会承担这项有风险的任务，将目标人物带回国。美国检方说，这个人名叫凃岚，50岁，是武汉市汉阳区的检察官。她负责领导遣返小组，但因为她不会说英语，强尼将与她同行，充当她和“麦克”的中间人——小组成员这样称呼美国私家侦探麦克马洪。
美国官员说，团队里的另一名专家是李敏君（Li Minjun，音），65岁，是一名医生，曾为中国公安部工作。她的任务是护送一名不愿出行的老人漂洋过海，打他儿子一个措手不及。
这名老人的年龄没有披露出来，但胡骥认为他身体虚弱，必须在一名医生的陪同下才能进行超过15个小时的飞行。3月，胡骥在一封邮件中告诉麦克马洪，他们的计划是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将老人送到新泽西的那栋房子，把父亲当作诱饵，引出儿子徐进。
胡骥给麦克马洪写道：“我们只想建议你跟着他，以便找到（他儿子的）地址。”
后来，徐家人指控中国官员绑架了这位老人。美国检方称，是猎狐小组强迫他到美国来的。
老人奉命告诉儿子，如果他不听话，家庭会遭受多大的损失。美方调查人员说，胡骥希望徐进能够在震惊之下当场投降。
世界多国的案件都表明，这种强硬的手段是常见的。通常受害者会在不作反抗的情况下和抓捕者离开，因为他们害怕亲人会遭到报复。猎狐行动的目标之一是住在加拿大的一名商人，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这名男子于2016年飞回山东自守，此前当地警方逮捕了他的前妻。
首先，胡骥的团队必须让徐进的父亲入境美国。除了接受运输管理局人员的安检之外，从美国机场离境的旅客很少需要和边境执法部门打交道。但想要带一个人进入美国就比较难了。强尼帮忙教这位老人回答纽瓦克机场边检人员常问的问题，这是整个计划当中容易出错的一环。
4月1日，强尼给老板们发短信问道：“你们想好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了吗？”
短信显示，强尼当时正在武汉，学习适应他的谍战角色。他的最新任务是监督他在纽约华人社区雇佣的人员。强尼部署了一名同伙来加强监视活动，安排工作组“在那里进行为期五天的监视，第一天12个小时，第二天10个小时，最后三天每天8个小时……报酬是1800美元”。
强尼在纽约皇后区还有一名新手下，负责开车和后勤工作。他命令这位新人在到访的大人物面前不要乱讲话。
“不要问他们来干什么，”强尼写道，“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为中国政府工作的时候，你只管听指示。”
4月3日，强尼和凃岚（遣返小组的负责人）降落在纽瓦克机场，并在一家酒店入住。第二天，强尼在Panera Bread餐厅和麦克马洪见面，给了他5000美元定金。胡骥用邮件给麦克马洪发了徐进父亲和他们夫妇的照片。
4月5日，决胜时刻来了。晚上，强尼开车回机场接上老人和随行的警方医生，他们顺利入了关。与此同时，麦克马洪坐在新泽西那栋房子外面，在计划开始之际和强尼互发短信。不到一小时后，强尼将诱饵带到了徐进亲戚的门口。
亲戚给徐进打了电话。第二天，徐进的行为完全在胡骥的计划之中：他来接走了父亲。监视小组跟随他们去到车程半小时外的住处。他们找到了目标。
但是，胡骥期待中的闪电式的胜利并没有到来。徐家没有投降，而是联系了执法部门，FBI介入了，猎狐小组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刑事起诉书显示，强尼在4月7日给凃岚发了短信，说胡骥希望她“和医生尽快回来”，以便“逃过美国执法部门的行动”。于是两人匆忙搭上飞机返回中国。
虽然被FBI盯上了，但猎狐小组并没有放弃。在确保两位专家的安全后，胡骥继续和美国的团队进行监视。回到武汉后，凃岚和胡骥共同指挥，她下令团队随时待命。
“关键是（徐家父亲）的状况，”凃岚4月9日给强尼发短信，“主要目的是让他劝（儿子）投降。”
但两天后，强尼给麦克马洪发了一条短信，说他被要求返回武汉。
麦克马洪回复说：“如果我也需要去中国，还请告知，哈哈。”
强尼回复：“如果他们能把（目标）顺利带回中国，肯定会好好招待你的，哈哈。”
可是这招险棋失败了。徐家父亲被允许返回中国。4月12日，强尼和老人分头去到纽瓦克机场，登上同一航班飞往上海。他在武汉的上级们告诉他，要保证老人在落地后能见到医生，考虑到他的年龄，要“好好对待他”。
不过在登机前，强尼被海关拦住盘问，让他的心悬了起来。他们给他看了凃岚的照片，两人在一周前曾经同行过。海关询问她的情况，强尼说，那是他叔叔的朋友，他曾给她当过导游。海关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夜视镜，拍了照片，就让他走了。
强尼在情急之下给住在皇后区的同伙发了一条短信。
“阅后删掉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他写道，“遇到麻烦了，美国会有人找你……万事小心。如果有问题，用别的电话打给我。你的手机可能被追踪。”
麦克马洪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并没有收到这样的警告。拉斯伯格说，麦克马洪保留了本案的邮件和短信，这说明他并不知道遣返的企图。律师说，麦克马洪也不知道徐家人联系了FBI，他说那些关于中国的短信只是“开玩笑”。
美国官员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注意到，4月6日，也就是凃岚飞回中国的前一天，麦克马洪用邮件给自己发了一条新闻，标题写着《国际刑警对百名中国逃犯展开全球搜捕》。这篇报道中有徐进和刘芳的照片，也有关于中国政府追逃行动的信息。
一名FBI特工在刑事诉状中写道：“我据此相信麦克马洪知道（这对夫妇）是猎狐行动的目标。”
拉斯伯格说，4月23日，胡骥给麦克马洪发了一封邮件，感谢他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名女子的住址。这名女子是徐进和刘芳已成年的女儿。胡骥的团队并没有放弃，而是已经开辟了新战线。
针对胡骥的联邦指控集中在新泽西的行动上。但ProPublica了解到，胡骥在美国的活动已有几年之久，他的行动时而隐蔽、时而公开。他至少还追踪过另外两名目标人物，期间并未受到美国执法部门的干扰。
“习近平给这项进程增加了紧迫感，”前FBI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小弗兰克·蒙托亚（Frank Montoya Jr.）说，“他们用大胆而肆无忌惮的方式对待我们，认为不会有什么后果。”
胡骥至少8次到访美国。法庭文件中描述了2016年的三次行动，除此之外，他在2015年也到过这里——名义上是为了参加纽黑文大学的一个培训项目。
在中国媒体刊登的一张照片中，胡骥手捧一张证书站在华裔法医科学家李昌钰身边，李昌钰因参与调查辛普森谋杀案等案件而知名。直到前不久，李昌钰负责指导纽黑文大学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所，为来访的中国执法官员和研究人员提供项目。
图片说明中没有提到拍摄日期或地点，但大学的发言人证实照片是在校园内拍摄的。发言人道格·怀廷（Doug Whiting）在一封邮件中表示，胡骥的来访是由一个名为美中商业培训中心的组织安排的，证书也是这个机构颁发的。怀廷没有胡骥此行的其他信息。
“没有留下花名册，也没有提供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项目记录，”怀廷说，“想必所有来访者都已经有美国移民部门签发的签证，因此没有必要进行额外的背景调查……不可能了解胡骥先生具体参加了什么项目，或者是什么时间参加的。”
考虑到中国间谍已经广泛渗透到美国各个大学，怀廷的答案是令人惊讶的。美中商业培训中心并没有回复置评请求，该机构的信息显示其在加州和中国都有办事处。
美国官员对ProPublica表示，他们后来确定胡骥2015年确实到过纽黑文，这个时间与他猎狐行动的时间相吻合。
还有一个案子至今迷雾重重。2015年，一名美国合法居民在墨西哥旅行期间，胡骥设局将她遣返。中国媒体和政府的报道没有公布这名女子的全名，在刊发的照片中将她的面部做了模糊处理；报道称她是武汉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因欺诈受到通缉。
胡骥对中国媒体表示，他得知这名女子在美国，于2013年申请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并开始追踪她——如果是在美国本土进行的话，这属于违法行为。
“逃到美国的逃犯最难抓，抓回持有美国绿卡（永久居留权）的逃犯更是难上加难，”《楚天都市报》这样写道。
中方的说法称，2015年9月，胡骥得知这名女子飞到了坎昆并被墨西哥当局居留后，武汉警方“硬是”将她押回了中国。报道称，她要求墨西哥将她遣返回美国，于是胡骥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官员“争分夺秒”，他们担心美国外交官会插手干涉。报道说，胡骥和墨西哥官员想出了一条计策：他们告诉她飞机是前往休斯顿的，这样把她骗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刊登出的照片显示，胡骥和两名押送犯人的墨西哥移民官员在机场合影。
墨西哥对这件事一反常态地沉默。当地媒体没有报道，国际合作行动的常规公告也没有发布。
当被问及此事时，FBI官员说他们仍在调查之中，尚未确定该女子是谁。但通过知情官员提供的信息、中国法院文件的详细总结和其他消息来源，ProPublica已经确定了她的身份。
这名女子名叫王素英，今年50岁。2012年，她来到美国，与一名美国公民结婚。记录显示，他是休斯顿一家小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分支机构。两人住在休斯顿的一栋公寓楼里。男子现在已经与王素英离了婚，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他，他拒绝置评。
至于王素英2015年被捕的过程，ProPublica证实了中方的一些说法，但也发现了其他一些细节有出入。根据美国和墨西哥官员的说法，中国特工实际上在墨西哥的梅里达监视了三名在逃人员，梅里达位于尤卡坦半岛，距离坎昆大约190英里。这些官员还说，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墨西哥移民官员随后逮捕了王素英和另外两名因其他经济犯罪而被通缉的人；由于墨西哥没有死刑，中国外交官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表示王素英在中国也不会面临死刑。这些受访官员要求匿名。
2015年9月23日，墨西哥将王素英驱逐出境。ProPublica得到的照片证实了胡骥参与其中。这些照片显示，王素英被中国官员押送。这些官员也出现在两张公开的照片中，其中一张里有胡骥和墨西哥的官员，是在机场拍摄的；另一张里，王素英的面部做了模糊化处理。
尽管有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王本人也确实是中国公民，但这次驱逐以及报道里所写的把她骗上飞机的手段还是引发了质疑。国际难民法禁止政府将外国人遣返到他们有正当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国家。中国是著名的人权侵犯国，而且墨西哥当局也明显有另一个选择：可以将这位美国居民送回美国，美墨是紧密的盟国。
另外两个目标人物也被送回了中国，目前不清楚他们是否也是美国居民。此事反映出中国在美国以南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胡骥的一位上级名叫夏建中，是武安市警察局副局长，他后来到访墨西哥对提供帮助的移民事务负责人表达了感谢。
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拒绝置评。
武汉一家法院判处王素英五年监禁，上诉后减为三年。这一刑罚较轻，加上追捕的范围和费用，反映出猎狐行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海外侨民中制造恐惧。
武汉的猎狐人员还在休斯顿处理过其他案件。一名目标男子的律师高光俊表示，2016年到2018年，猎狐人员在追捕这名男子期间，迫使他的姐夫（或妹夫）丢了工作，并一连数月强迫他到检察官的办公室去；猎狐人员还让他生意伙伴的妻子赴美，并雇佣私人侦探调查他；他们折磨并监禁了他的哥哥（或弟弟），骚扰他们年迈的母亲。人权观察在2017年的报告中也记录了这个案子的部分内容。
“这对于这个家庭是巨大的打击，”高光俊律师说，“全家都崩溃了。”
在那个案子中，胡骥的名字没有出现，但他的团队可能参与其中。而从2015年开始，胡骥领导了针对休斯顿前会计的家庭的攻击。ProPublica确认，这个人名叫朱海平，他是纽约的强尼的叔叔、朱勇的弟弟。
朱海平今年58岁，18年前开始逃亡，他被控在担任武汉一家民航机构财务处副处长时窃取了近200万美元。朱海平持有美国绿卡，胡骥的专案组在休斯顿找到了他，并不断骚扰他。中共反腐部门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朱海平的家人催促他回国，他“多次口头说要回国，但却迟迟不愿定下具体日期”。
文章说，胡骥的团队最终释放了一枚“情感炸弹”，他们给朱海平发了一段视频，里面有他的朋友、从前的家和武汉的美食，并配上音乐。
文章写道：“朱海平看到这段视频瞬间泪流满面，心底仅存的一丝犹豫也荡然无存。”
美国法院文件显示，朱海平2016年7月“被送返”中国。遣返的细节不得而知，但说他是因为情感炸弹而自首并不大可信。
胡骥在执行任务期间进出美国的能力令人吃惊。虽然他的任务是保密的，但在新泽西案中，他在申请美国旅游签证时表明了自己是武汉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2016年3月，中国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到了他对新泽西州那位前武汉官员的调查，称这个人是猎狐行动的首要目标之一。但根据已知的信息，胡骥进出美国时在机场并未遇到麻烦。
这是否涉及边境安全漏洞？对此联邦官员表示，签证审查主要包括比对美国的数据库，在这个案子里，数据库显然没有包括来自中国媒体的信息。他们表示，由于美国驻中国领事馆审查的签证数量巨大，能查出问题的几率很低，而且当时的领事官员和边境官员对猎狐行动也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
胡骥在加州有一位联络人，名叫荣静。
荣静是一名商人，39岁，已婚，住在库卡蒙加牧场，位于圣盖博山脉以南，洛杉矶以东约35英里，这里气候干燥。与纽约的人员一样，荣静也拥有永久居民身份。但法院文件显示，荣静自称是中国政府的一名赏金猎人。他显然喜欢这份工作，也不吝于谈论它。他吹的牛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到猎狐网络的影响范围有多广，并且有多残酷。
胡骥在放弃用徐进父亲引其回国之后仅几个星期，就对徐进夫妇加大了压力。他把目标锁定在这对夫妇在北加州的女儿身上。她从小就来到美国，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读书，当时她父母还没有从中国逃离。她在斯坦福获得了高等学位，结了婚，过着自己的生活，远离父母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法律问题。
而对于武汉的猎狐人员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徐家的女儿成了他们的新武器。
2017年5月，荣静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来跟踪她。然而，这位侦探其实是FBI的线人。美国官员没有透露他们是否操纵了这名线人就位，或者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根据采访和法庭记录，从4月初在新泽西州开始调查以来，特工们就在摸索猎狐小组的行踪和联系人；而胡骥曾在加州停留过。
总体而言，FBI一直在关注私人侦探，特别是在大量亚裔人群聚居的地方，因为这些私人侦探在猎狐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荣静不会说英语，因此他雇佣的侦探很可能会说普通话。说到底：现在胡骥的团队中有FBI的线人了。
5月22日，荣静在洛杉矶的一家餐厅与侦探兼线人见面4小时。在一次被录音的谈话之中，荣静提出支付这名侦探4000美元，用于调查并拍摄徐家女儿。荣静说，如果调查组成功把徐进和刘芳遣返，他自己和侦探可以分享奖金。
荣静说，武汉的上级还没有告诉他要“如何处置”徐进的女儿。他说，他们有可能要求“抓住”她。而中国警察在美国“逮捕她不大方便”，因此荣静和侦探两个人可能需要充当中方的代理人。
如果“有他们不愿意做的事”，荣静说，“我们就要替他们完成。”
荣静还问侦探，会不会对把一个人从美国带走有意见。“比如，如果他要我们把他/她带过去，你做得到吗？会带来法律问题吗？”
荣静说，等侦探拍摄到女生的视频，他就需要联系她的父母，劝他们回到中国去。在接下来的几周，侦探在FBI的监督下进行了跟踪女生的工作。
7月14日，侦探向荣静汇报，探讨了他提供的女生和她家的照片。他问道：“你说他们该不会伤害她吧？”
荣静的答案并不完全令人放心。他说，如果侦探遇到麻烦，他们两人都会遭殃。
“如果出现意外，”他说，“你可以老实作答（声称你）只是在……调查她。”
有时候，荣静听上去没有那么吓人。他说，她只不过是他们的女儿，强调说她父母才是主要目标。
荣静和纽约的那几位人员不同，他对面前这位侦探没有戒心。在谈话中，他提供了猎狐行动的内部视角。
行动由中共付钱。荣静只接武汉的活，每次遣返成功后都会收到一笔报酬。他谈到了来访的“说客”团队，说他们是挣中国政府工资的“公务员”，以多种身份持工作签证旅行。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劝说”人们返回中国。
他的说法和其他案件中发现的信息是一致的。这些秘密追捕行动遵循这个模式：像胡骥这样的调查员会建立一个网络，并在关键时刻到美国来；团队中包括强制招募的人员、雇来的平民、私人侦探甚至是街头犯罪分子，这些人让调查员不容易曝光。追捕行动可持续数年，有时候甚至在美国执法部门干预之后仍在进行。
加州的行动泡汤了，但荣静后来还和这位侦探见过面。此案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FBI的调查有了新的突破。
虽然胡骥警告强尼在把徐家父亲送回中国后要留在国内，但强尼还是在11月9日返回了美国。法庭文件显示，被FBI特工问话后，强尼坦白了；在两次谈话中，他提供了这次行动的细节。FBI特工放他走了，他第二年又回到了中国。FBI官员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但特工常常会先推迟逮捕，直到调查有所眉目。
同时，对新泽西家庭的施压仍在继续。2018年4月，一家名叫新八建设集团的武汉公司在新泽西州法院对徐进夫妇提起诉讼。诉讼指，徐进在武汉担任要职期间索贿、拖延项目，导致公司损失了1000万美元。徐进否认这些指控并提出了反诉，称这家公司和中国政府联手，由于他曾经反对一项有争议的过路费合同而对他进行报复。
专家表示，中国企业和安全部门经常协调针对猎狐行动目标的刑事和民事诉讼。《华尔街日报》去年曾报道过这种做法，其中包括新八公司对徐进夫妇的诉讼。
双方律师都没有回复置评请求。该诉讼目前仍处于取证阶段。2月，纽约调查猎狐行动刑事案件的联邦检察官提交动议，要求暂停新八案诉讼。
胡骥团队接下来使出了更下作的手段。2018年4月到7月期间，一名不明身份的同伙开始骚扰徐进的女儿，向她Facebook上的好友发送贬低她家人的信息。
同年9月，两名年轻男子登上徐进夫妇在新泽西的家门。两人对着一扇门猛敲，还试图打开另一扇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看，并留下了威胁性的字条。
一张字条写道：“如果你愿意回大陆坐十年牢，你的老婆子女没事。这事到此为止！”
现场的监控录像和指纹让调查人员找到了25岁的郑聪颖（Zheng Congying，音），他生活在布鲁克林。调查人员认为，他是雇来的手下。他否认了指控，他的律师拒绝置评。
在这次威胁后7个月，有人给这对夫妇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张光盘，和胡骥在休斯顿释放的“情感炸弹”如出一辙。伴随着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光盘里的视频展示了他们在中国的亲属的照片，包括被胡骥团队带到新泽西的老父亲。这位老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醒目地摆放着《习近平治国理政》一书。
一位FBI特工在诉状中写道：“我相信这个镜头是故意安排的，为了让（儿子）意识到中国政府参与了照片的拍摄和视频的制作。”他将这张照片描述为一种隐性胁迫，表明“政府控制着（儿子）年迈的父母”。
在视频中，徐进的姐姐（或妹妹）恳求他回来。她说父母都病了，孤孤单单，心力交瘁。
“父母在，你还有家，”她在视频中说，“父母不在了，你就只能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这项漫长的调查给人们揭示了一个秘密的世界。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项调查的时间点恰好与猎狐行动在国外变得更为人所知的时间点相吻合，”FBI反间谍部门中国部负责人贝纳维德斯说，“这项调查绝对有助于FBI理解猎狐行动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计划和意图是什么，以及在这个领域会咄咄逼人到什么程度。”
而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不断升级。2017年在香港，一个小组在四季酒店里绑架了一位华裔加拿大富豪。他们据称给这位富豪下了药，用轮椅把他推出门，之后把他拐回中国大陆。还有一位居住在纽约的富豪名叫郭文贵，在他针对高层腐败提出指控后，中国安全官员前往他俯瞰中央公园的豪宅与他对峙。FBI特工要求他们停手，说他们违反了签证要求。
在法国，北京也越了界。2017年3月，中国当局宣布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来自宁夏地区的调查人员和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人员“成功劝说”一名在逃人员回到中国。郑宁是一名羊绒行业的高管，在法国生活了三年后神秘失踪。
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与中国签订了引渡协议。但法国官员表示，他们对这次遣返毫不知情。法国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后来向中方提出了抗议。
“这是让人震惊的，”法国国防部战略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保罗·沙龙（Paul Charon）说，“同时也反映出一个更大的现象，那就是北京当局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敢于在海外开展这些行动，蔑视其他国家的主权。”
美国官员承认，政府以往对这一威胁的反应很慢。
“我们确实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过来正在发生的事情，”德默斯说。2018年，德默斯离开私企回到司法部，并被选为新项目“中国行动计划”的负责人。“对于猎狐行动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仅仅通过与中国谈判是无法让他们改变做法的。我们不得不更加强硬。”
FBI试图让移民社区打破沉默，以便接触到潜在的和已知的目标。
他们接触的对象之一是59岁的邱耿敏。6年前，他因为一笔造船交易失败而上了猎狐行动的名单；据他自己说，个中原因还有浙江省一位安全高官对他的报复。他说，坚定的中国特工甚至在皇后区的一个寺庙里都不放过对他的监视。他的钱和房子都没了，妻子也离他而去。中国当局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进行骚扰和拘禁。
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邱耿敏靠在桌子上说：“只要我不回去，他们就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会持续监视他们，没有所谓的自由。他们坐不了火车，上不了飞机，不能外出。他们很害怕。”
但他的说法里也有模棱两可的地方。美国检方认为证据充分，可以指控他洗钱和阴谋转移赃物。他承认了藐视法庭的联邦指控，坐了20个月的牢。还申请了政治庇护。
大约一年前，三名FBI特工找到邱耿敏问话，这次是把他当作受害者，而不是嫌疑人。
“他们说，会跟进我的安全问题，”他说，“说希望保护我……说如果遇到什么事，就给他们打电话。”
去年10月，联邦检察官发起了美国的第一起针对猎狐行动的诉讼，起诉了八个人，胡骥是其中之一。
在加州接活的荣静承认犯有共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和进行跨州跟踪的罪行。荣静的律师托德·斯波德克（Todd Spodek）说，他同意了中国政府越来越危险的要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许多人在美国过上了新生活，结果因为帮了老家的老朋友一个善意的忙而陷入这种境地，”斯波德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非法遣返行动中越陷越深，越过了犯罪的界限，这并非他们的初衷。”
另一名被告也对外国代理人和跟踪指控认了罪。麦克马洪、朱勇和郑聪颖正在面临这两项指控的审判。
10月28日上午6点，在麦克马洪位于新泽西北部的家里，六名FBI特工和两名警察一起逮捕了他。他的律师卢斯伯格说，他被猎狐小组骗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自己在为中国政府工作。卢斯伯格说，从这个毁掉他人生的案子里，他只挣到了5017.98美元。
“在他联系过的人里面，他并不了解、并不知道有人是中国官员，”卢斯伯格说，“麦克马洪是本案的受害者。”
检方指控强尼、李敏君医生和凃岚为遣返小组的领导。据推测，他们三位人在中国。“中国官员1号”和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官员应该也在中国，而检方并没有指控或确认他们的身份，出于战略或外交考量，这是反间谍案的常见做法。
至于胡骥，这位逃犯猎人如今自己成了逃犯。不过根据最近的消息，他仍然是一个明星。2018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反腐部门的网站上。因为有着长期的一线经验，他获邀到北京为一个全国培训会议讲课。
这位来自武汉的警察讲授的是一节关于国际执法合作的课程。
